东西问丨郭中华：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 - 旺财28

马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已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象征，贯穿千年。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郭中华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阐述了为何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能够成为新疆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生动载体。

马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文化根源深厚，人马关系亲密。从《诗经》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唐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到宋词“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以及元曲“古道西风瘦马”，马一直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意象。在文人笔下，马早已超越了交通工具的含义，升华为精神图腾、情感寄托和人生写照，成为承载时代精神和文人情怀的复合文化符号，连接着诗人与时代、个人与国家。

涉马边塞诗词之所以能有效促进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原因有二。首先，这类诗词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标志着东西方交往的大门敞开，也开启了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史书记载西域出产良马，“大宛天马”更是汉代诗赋的咏叹对象，汉武帝的《天马歌》等作品将西域良马神化，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将西域纳入中原文学的正统叙事。魏晋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的联系持续不断，西域胡马成为中原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曹植的《白马篇》和张华的《壮士篇》虽属泛写，但“大宛马”“西北驰”等词语明确指向西域方向，暗含军事上的想象。唐代是涉马边塞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一方面得益于唐朝在西域设立的都护府和完善的驿传系统，另一方面，岑参、高适、王维等边塞诗人亲历西域，重塑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尤其是岑参，两次深入西域腹地，创作了大量描绘西域风物的边塞诗，如“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等，为后世树立了边塞书写的典范。唐以后，汪元量、陆游、耶律楚材、丘处机、陈诚、吴伟业、蒋平阶、纪昀等众多文人也创作了大量涉马边塞诗词。在这些作品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边疆的描绘和作者情感的投射，象征着“帝国威德远播”。诗人们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而西域的马种、乐舞和军事实践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形成了“现实—象征—审美”一体化的涉马文学体系，成功塑造并传播了一个辽阔苍茫、雄奇壮丽且人文风情独特的西域形象。

其次，从历史进程来看，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与传播，龟兹乐、疏勒乐等西域乐舞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声，通过诗歌的形式传入中原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来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得涉马文学兼具文本性和表演性、仪式感，极大地推动了西域乐舞文化在中原的传播，甚至形成了长安“胡风”盛行的局面。与此同时，西域的习俗也日益渗透到中原士人的生活中。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尼雅、楼兰等地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文书，库车附近发现的汉文典籍，都证明了这一点。西域的汉语与“胡语”并用，精通汉语的西域民众甚多，研习汉文化蔚然成风。如《新唐书》记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诗中提及“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耶律楚材也提到“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元代涌现出贯云石、萨都剌等一批高文化修养的西域作家，并形成了高昌偰氏、高昌廉氏等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还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领域，马的身影无处不在。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中国的英雄史诗与西域马文化渊源深厚，马也穿梭于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歌谣谚语之中。

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马这一文学意象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承载的文化内涵随着历史进程不断丰富和拓展。不同时期、地域和民族对马的文化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在马背民族那里，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的交流和融合，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一个独特的书写对象，已超越单一族群的界限，成为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融合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和中原士人的建功之志，寄托着边塞情怀和家国意识，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